今天是第22个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今年的主题是——疼痛管理：安宁缓和医疗的关键基础。而在安宁疗护从业者眼中，需要进行疼痛管理的，不仅有患者，还有行业本身。
“在我国，每年需要安宁疗护的人数超过400万，而实际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比例小于7%。”日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医师于世英在“2026世界安宁疗护日全国联席会启动会议”上直言。她表示，当人患病后，无论其病情早晚，都应该获得对症支持治疗（Supportive care），当疾病进展到晚期，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应及时介入，而安宁疗护（Hospice care）是缓和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宁疗护是为处在生命末期的患者、家属和照顾者提供全人照顾的实践，其目标是在不刻意加速或推迟死亡的前提下，通过缓解患者身体、心理、社会、精神的痛苦，维护患者尊严，并帮其实现善终，同时提升患者家属和照顾者的生命质量。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疼痛科主任路桂军说。
“安宁疗护在我国经历了近40年探索，并在近十年得到快速发展。”于世英介绍，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将安宁疗护纳入国家战略，明确要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和养老服务。此后，从《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到《安宁疗护实践指南（2025年版）》，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使我国安宁疗护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但这还远远不够，安宁疗护作为优质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实现‘全民可及’。”
这并不容易。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向华就曾指出：我国安宁疗护面临的三大核心短板：专业人才队伍短缺、制度保障弱、公众认知偏差。
“以人才队伍为例，安宁疗护不是简单的MDT，而是需要跨学科合作，其中不仅包括医护人员，还包括个案管理师、临床营养师、临床药师、心理治疗师、民俗专家、社工、志愿者等——我们科只有10张床位，但工作人员却达到了60人。”路桂军说，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经过专业培训的安宁疗护医护人员不足5万人，而按照每千名临终患者配备1名专职医生的标准，2026年缺口将达10万人以上。
“此外，安宁疗护也对从业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文是门槛，技术是核心——如果从业者缺乏人文素养，仅靠技术也无法让患者获得善终。”路桂军说，“简而言之，我国安宁疗护在践行期间面临文化之痛、认知之痛、情绪之痛、躯体之痛与行业之痛。在对患者进行疼痛管理的同时，也要对行业进行‘疼痛管理’。”
对此，于世英有着深入的思考，她将其总结为“五大发展方向”：
服务体系上，应从机构内为主转变为以居家社区为基础，构建起“机构-社区-居家”三级服务网络，实现无缝联动；
服务覆盖上，应从试点探索转变为全国普及，实现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全覆盖，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人才培养上，应从转岗为主转变为院校教育+规范化培训，在高等医学院校设立相关专业/课程，建立分层分类培训认证体系；
支付保障上，从自费为主转向多元保障体系，通过医保纳入+商业保险补充+社会救助托底，形成多元支付格局；
文化建设上，应促进死亡教育与生命教育的普及。
安宁疗护不是“等死”，不是“不孝”，更不是“安乐死”。路桂军说：“以往，在生命的尽头，我们有急诊、ICU；现在，我们有了安宁疗护——它可以让患者身体痛苦得以缓解，心理哀伤得到平复，社会关系实现和解，最终找到生命意义，实现妥帖安顿、从容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