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团队在国际期刊《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特约评论，解读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健康领域挑战与最新政策。（Lancet Psychiatry.8月4日在线版）
陆林院士
精神障碍患病率与日俱增
专业人员尚显不足
全球约有1/7的儿童和青少年受到精神障碍的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始于生命早期，却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这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在中国，伴随着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城市化进程、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增加的学业压力以及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这一负担正不断加剧。尽管过去30年间，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病例数减少了21.9%，但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却上升了4.8%。然而，早期识别困难，社区基层服务能力不足，以及普遍存在的污名化，仍在阻碍青少年公平、及时地获得精神心理健康支持。
中国的精神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尚显不足。2020年，每10万人中仅有2.9名有执照的精神科医生，与高收入国家每10万人12~13名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中国的精神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仍在完善过程中，儿童精神科医生数量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系统化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有效应对儿童精神障碍面临诸多障碍。更为关键的是，基层全科医师并无诊断或治疗精神障碍的资质或执业许可。为推动这一领域的进步，有必要探索可扩展的系统模式，将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CAMH）融入现有社区卫生体系，既契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也响应全球缩小CAMH服务差距的目标。
国家行动提升精神卫生服务水平
2025年4月，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2025-2027年）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心理健康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并强化专业人才培养。
灵活机制应对人力资源挑战
行动方案通过灵活的监管机制应对人力资源挑战：对符合条件的临床类别医师，按照有关规定可申请增加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对符合条件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在“执业范围”相应专业后加注“（精神）”字样。同时，对非精神科的医务人员（如儿科医生）开展心理评估与管理的专项培训，使其能够在首诊环节实现早期发现和初步干预。方案还通过优化薪酬待遇和实施优先招聘等措施，增强人才队伍的稳定性与吸引力。
尽管这种职能下放策略扩大了服务供给能力，减少了对专业培训体系的完全依赖，但也存在可能带来服务质量下降的风险。行动方案未对标准化培训、持续督导和再认证提出强制要求，这对精神疾病治疗专业化要求较高、且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的儿童构成一定挑战。
推进常规诊疗流程与服务优化
该方案还强调通过整合而非垂直化的模式推进常规诊疗流程与服务。方案要求各地应当指导医疗机构将心理问题筛查纳入各临床科室日常诊疗，推广“身心同治”诊疗理念。提升心理问题发现能力，即联合评估和管理躯体与心理症状。这种整合性结构模式有助于更早识别伴随发生的精神心理问题，这在中国尤为重要，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常常被身体症状所掩盖。此外，这一模式有助于减少因过度检查给家庭和医疗系统带来的经济负担与资源浪费。
然而，行动方案并未明确由谁来执行这些筛查，也缺乏确保执行人员具备相应能力的制度性保障。这一不足可能导致筛查标准不一，高风险青少年识别不准确，进而影响其获得及时、适当的干预及治疗。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联动转诊
行动方案还计划通过在合格的基层保健和社区卫生设施中加强心理和睡眠门诊建设，并加强转诊机制，建立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精神专科机构协作机制。方案规划到2027年实现分级诊疗目标，常见儿科心理障碍，如抑郁或焦虑障碍、多动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将在市或县级管理。此外，行动方案要求建立儿童友好型临床环境和专注于发展及心理需求的专科门诊，以减少焦虑并提高参与度。基层服务的扩展令人期待，但关键挑战在于建立稳健的转诊路径，确保诊疗标准一致，防止病情复杂儿童的服务碎片化。
重视去污名化和公众意识提升
同时，行动方案的实施框架中也高度重视去污名化和公众意识提升。方案规定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素养宣传活动，包括学校心理教育，为提高社会认知和早期疾病识别奠定基础。方案还提出加强和扩展包括国家12356心理援助热线在内的远程医疗平台，提供便捷、保密的心理支持，但这些平台的实施效果仍有待评估。数字技术在心理健康系统中的应用引发了广泛讨论，如咨询师资格、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此外，针对互联网中可能危害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内容，加强网络监管与完善保护措施，仍是未来需要持续关注的重点。
总体而言，该行动方案展现了中国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卫生领域的重大进步，但其实施效果仍有赖于资源保障、人才培养与监管支持的协同推进。要实现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持续改善，还需要在结构性改革、能力建设投入、质量保障与监督机制等方面不断深化。上述领域的全面系统推进将全面提升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水平。
